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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何为?

2000-09-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周国平 我有话说

我对电视里的辩论竞赛一向淡漠,理由有二。第一,双方的立场由抽签决定,而不是每个辩论者自己的真实主张,这就注定了辩论的表演性质。第二,由于事前的集训和灌输,这种表演往往还十分造作。因此,当我看见这本题为《正方与反方》(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辩论者手册时,我的心态是怀疑甚至抵触的。可是,在翻开了以后,我立刻发现它是一本与我的预料很不同的书。

顾名思义,这本书该是专门传授辩论技巧的,其实不然。翻到目录页,映入眼帘的全部是当今西方世界正在广泛讨论着的重大话题,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再看正文,在每个论题下面,一一对应地罗列着正反两方面的论点和基本论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单是这个结构即已表明,书的编著者是知道辩论究竟是为了什么的。正像前言中所说的,该书有心推广的辩论传统不把辩论仅仅当作逗人开心的娱乐,而是看做一种政体借以建立和推进的艺术。我们且不管辩论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实际发挥多大的作用,人家至少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所辩论的那些实质性内容上,而不是可笑地进行所谓口才和风度的培训。所以,编著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改该书,至今已出到了第18版,以便让读者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重要争论有完整和及时的了解。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主要好处是提供了一份清单,使我可以方便地把握西方流行公共话题的概况。其中相当一部分问题,特别是涉及道德、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一些问题,例如动物权利、方便离婚、女权主义、安乐死、同性恋、公众人物的隐私、废除考试、私立学校、大学生学费、性教育、国家对艺术的赞助、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优生学、基因工程等等,在我们这里也正在成为争议话题。

辩论究竟何为?这个问题始终是一切公共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它的回答决定了辩论的形式、方法和档次,如果对问题本身缺乏兴趣,只是为了做节目和排名次,就必然会有我们这里越来越倒观众胃口的电视表演。任何公共辩论活动要有意义,第一个条件是组织者、参赛者和观赛者对所辩的问题本身都真正感兴趣,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舞合,使公共生活中业已发生的围绕着某个问题的争论得以集中展现。因此,作为基础性的工作,我希望有人对我们这里的有争议的公共话题也加以梳理,编辑一本适合国情的中国版《正方与反方》。无可否认,在我们的媒体上,公众争论的展开还十分有限,给编辑这样的书造成了困难。但是,事情仍有可为之处。

如果辩论的目的是要对争议中的问题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么,辩论者的心态也不应该是惟胜负是问。其实,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只要抱着一决胜负的气概踏上战场,就不仅会表现出坏风度,而且会施展出坏辩术,因为他就会誓死捍卫自己这一方的观点,非把它推至极端而成为明显的谬误不肯罢休。事实上,那些引起广泛争论的辩题多半具有两难的特征,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能完全成立。追究起来,一切重要争论都源于价值观的分歧,双方所维护的都是某一种不容忽视的正面价值。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一方要维护某种理想主义价值,另一方要维护某种比较可行的实用性价值。也有的时候,双方所维护的是不同的理想价值。透底地说,价值无争论,只有选择。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种正面价值形成了冲突,因此辩论的真正使命不是在两者之间一决胜负,而是寻求对两者最大限度兼顾的最佳方案。如果真要分胜负,那么,胜利应当属于通过提出这样的最佳方案而巧妙地维护了自己所看重的价值的一方,而并非最坚决地鼓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一方。

我强调辩论的严肃性,不等于反对辩论的娱乐性。一场精彩的辩论真是一台好戏。不过,最激动人心的辩论不在议会里,更不在赛场上,而是在被列宁称做“全体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时期。当然,是在革命时期的初期,新的专政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全民辩论的盛况,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重大间题的争论之中,同时一切禁忌都暂时地解除了,人人都非常投入,名种观点短兵相接,到处自发举行的辩论会上真是能出彩,罗伯斯庇尔一类的大辩论家应运而生了。我提及这一点只是想说明,辩论要真正精彩,前提是辩题必须是人们真正关心的,辩手的立场必须是辩手自己真正坚持的。因此,如果仍要举办大学生辩论赛这类活动,我建议至少做一点改变,就是让辩手自己选择自己的立场。操作起来肯定会有一定困难,但未必是不可克服的。如果不可克服呢?那么,依我之见,这样的活动不举办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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